有的学者认为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宗教,佛教最显著的优点之一就是其适应性,这也是其科学性的体现。马修·李卡德和郑春淳(Matthieu Ricard and Trinh XuanThuan)这两位兼具科学和佛教背景的学者,广泛讨论了与这两个领域有关的各种话题。他们指出,佛陀的教诲完全建立在经验而非教条的基础之上。尽管佛教从不放弃它所认为的世界的实质,但只要证明某个信仰是错的,它就愿意改正。甚至佛陀自己也是在一系列尝试和纠错之后才觉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佛教作为一种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能够随着人们对世界看法的转变而不断发展。佛教的适应能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格雷格·贝利和伊恩·麦贝特(Greg Bailey and Ian Mabbett)就公元500年前后印度东北部的社会政治条件作了一番历史的探究,揭示了当时的僧侣们是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那些自我调节对佛教的生存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7]。总之,许多研究已表明佛教与科学的兼容不仅源于它们各自的本性,而且也来自佛教的适应性,这使得佛教在不放弃基本教义同时,能够在两千多年当中不断地发展从而跟上时代。也因为如此,佛教总是能够就科学方方面面的最新发展提供新的解释,这通常被认为佛教能够适应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佛教来说,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相通的。朱丽·吉福德(Julie Gifford)研究了南传佛教宇宙观的一个有趣的起源。她回顾了佛陀的一位信徒马哈默加拉那(Maha moggalla na)尊者的传说。这位尊者通过坐禅冥想获得超凡的力量,不仅能使他的意念在空中翱翔,而且能穿越到“宇宙空间等人类一般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天道、饿鬼道和地狱道”。这个幻想中的经历启发了人们以科学的方式进行时间旅行和空间旅行的想象力,它既涉及认知科学,也涉及物理科学。另有一例,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宇宙源于“空”,哈里·C. S. 拉姆(Harry C. S.Lam)将其与禅宗强调的“空”联系起来。他在简要介绍了六祖慧能的传说和思想后,总结道:“正如广阔宇宙的真空能轻易容纳所有的星辰一样,一个空明的心智也能轻松面对人生的悲欢而不被其扰乱。”此处思想意识的“空”被比作宇宙的浩瀚广阔,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令人困惑的宇宙起源和演化的问题。维克·曼斯菲尔德(Vic Mansfield)也倡导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他主要关注现代物理学(量子物理、相对论、以及宇宙观)和藏传佛教(空、灭、以及慈悲)核心概念的联系和互动,希望两者能够“走向爱与知识的结合”。佛教的信条也对人们理解和保护环境起重要作用。布莱恩·爱德华·布朗(Brian Edward Brown)考察了佛教缘起(dependent co-origination)的概念,即没有东西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此概念包含了佛教对自然和现实的运行所持的基本看法,是佛教环境伦理的基础。他认为佛教的宇宙观能够成为支持美国国会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法案》的道德原则,也能够支持环境保护者的声音。佛教的宇宙观有益于环境保护,因为它能“超越人类自我利益至上的狭隘禁锢”,并能“加强和尽可能地扩大整个地球家园的融合”。这些研究都试图证明佛教和科学能够携手对外在客观世界和意识的内在世界进行更好的解释和改造,并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研究致力于比较佛教与科学所涉及的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健康,探讨如何将两者结合来修身养性。杜珊娜·多吉(Dusana Dorjee)阐述了佛教与心理学共有的一些概念,如快乐、人的潜能、专注、感情、意识等等。以人人都可以有快乐为例,她认为“科学与佛教对什么能带来快乐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科学中,快乐与生活富足的物质基础有关,但这种快乐不会持续长久。但是佛教中的快乐来自思想洞察力的提高,如实现心理平衡、满足和平静。多吉也列举了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心理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佛教传统中对快乐和心理平衡的解释。丹尼尔·大卫(Daniel David)等则对佛教和心理治疗中的“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颇感兴趣。他们认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作为一种西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方法,亦能与佛教实践相结合来达到无条件的自我接受、爱和自我同情、内心平静和活力人生。无独有偶,佛教学者B. 艾伦·华莱士(B. Alan Wallace)也认为无论在佛教或科学中,禅修冥想练习是一个人避免极端偏见和狭隘思想的中间道路。